张锡纯是近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中医学家，在整个近代中医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对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从治学方法、理论创新到临床用药、组方经验，几乎各个方面都有人深入探讨。

他一生最大的代表作就是《医学衷中参西录》，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中西汇通”的学术思想和临床智慧。他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从理论阐发、临证创新和用药制方三个方面来看，其中尤以理论上的建树影响最为深远。

张锡纯善于从《内经》《灵枢》等经典中反复揣摩原意，再结合临床所见加以发挥。比如从《灵枢·口问篇》中“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这句话出发，他并不认同王冰所说“大气”是外来邪气的观点，而是认为这里所说的“大气”就是宗气，是人体推动呼吸的重要动力。一旦宗气下陷，不能鼓动肺气，呼吸就会停止，人便会突然死亡。基于这个认识，他专门写出了《大气证治》一文，并创制了治疗大气下陷的升陷汤，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方药创新。

又如他从《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者暴死”的论述中，悟出了类似现代医学所说的“脑充血”的病机。他认为这是由于气血上逆，充盈于脑，若能及时引气血下行，则病可缓解；若气血继续上冲，就可能冲破脑络而致出血危及生命。基于这一认识，他拟出了建瓴汤用于治疗此类病证。在《医论》中，这样从经典中悟理、再落到具体方药的例子非常多，几乎贯穿全书，体现出他以经为本、以临床为验的治学态度。

在肝病的治疗方面，张锡纯也提出了很多与当时常规用法不同的见解。他从《内经》“肝为将军之官”“肝性刚”“肝恶燥喜润”等论述出发，又结合“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的原则，提出治肝当以甘缓柔润为主，适当佐以辛散之品。他明确反对一味使用香附、青皮、枳壳、元胡这一类过于燥烈的理气药，也不主张多用柴胡、川芎等升散太过的药物，而是以甘草、白芍为核心，配伍少量辛散之品，拟出了和肝丸、肝脾双理丸等方剂，这在当时对纠正肝病治疗中过于偏激的用药思路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在肝气虚、肝阳虚的认识上，张锡纯的见解尤为独到。他发现有一类病人长期饮食不化，服用大量健脾、暖胃的方药却始终不见效果，但细诊脉象，左关太弱，判断为肝阳不振所致。此时若单纯从脾胃论治，往往难以见效，反而只需少量黄芪、桂枝尖温补肝阳，数剂便可明显好转。他提出黄芪性温而善升，是补肝阳虚的要药，这一观点在传统文献中并不多见，对后世从“肝阳虚”角度认识消化系统疾病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张锡纯对于“厥证”的认识，也充分体现了他“衷中参西”的学术特色。他依据《内经》对厥证的描述，将其解释为因气血并走于上，导致脑部充血而出现的昏厥、眩晕，甚至猝死的病证。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脑充血、脑血管意外在机理上高度相似。他还把西医所说的血压急剧升高，对应为中医脉诊中的“脉弦、长、有力”，认为二者本质相通，只是表达体系不同。为了进一步印证这种看法，他还引用了扁鹊救治虢国太子“尸厥”的经典医案，认为太子之病本质上也是脑部气血极度壅盛所致。

在他看来，扁鹊未见太子便知其耳鸣鼻张，是因为判断到脑部充血之极，气血上冲之力足以影响耳鼻；而所谓“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正是说明阴阳失去维系，真阳脱出而挟气血上冲于脑，几乎导致脑络破裂。这种从整体阴阳失衡来解释脑部病变的思路，与单纯从解剖层面解释脑充血的西医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锡纯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指出，中医学更善于从气化和整体失调探求病源，而西医学则更侧重于形态和局部改变，各有所长，也正是他“中西并参”的核心思想所在。